《殘疾人保障和發展“十五五”規劃》提出提高大齡孤獨癥生活技能和社會適應能力

　　讓長大的星星“星星”就業之路越走越寬

　　拿到入職面包坊后的第一筆工資，今年22歲的讓長孤獨癥青年張宇(化名)走進街邊一家飾品店，為母親挑選了一條圍巾。星星回到家，讓長他把圍巾遞到母親手中，星星母親當場紅了眼眶，讓長反復摩挲著圍巾，星星半天說不出話。讓長從懼怕嘈雜機器聲響，星星到熟練完成面團稱重、讓長揉制、星星分裝等一系列工序，讓長張宇的星星蝶變，是讓長大齡孤獨癥青年走向職場的一個縮影。

　　當“星星的星星孩子”告別童年、走出校園，能否擁有一份工作，過上有尊嚴的成年生活，成為檢驗孤獨癥全生命周期保障“成色”的一道“考題”。

　　2026年7月，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印發《殘疾人保障和發展“十五五”規劃》，首次單列“孤獨癥全生命周期關愛促進行動”專欄，提出“支持康復效果好的孤獨癥青年到社會單位實習或就業，幫助孤獨癥青年在社區就業。實施‘心智障礙者融入社區’計劃，提高大齡孤獨癥生活技能和社會適應能力”。

　　《法治日報》記者近日采訪多個孤獨癥家庭了解到，一條幫助孤獨癥群體從“被照護”邁向“自立”的路徑正在日漸清晰。

　　走進職場具可行性

　　中國殘疾人聯合會2026年4月發布的《2025年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》顯示，截至2025年，全國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為891.5萬人。其中，孤獨癥群體的就業人數很少，不少孤獨癥青年完成義務教育后便回歸家庭，這使社會上形成一種固有認知，認為孤獨癥群體難以參與社會勞動。

　　但事實并非如此。

　　“大齡孤獨癥青年就業具備現實可行性，雖道阻且長，但行將必至。”北京市西城區“我們的家園”殘疾人服務中心業務主任、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理事孫麗佳向記者介紹，她所在機構累計服務300多名心智障礙青年，已有115人次實現競爭性融合就業，其中10%至20%為孤獨癥青年。

　　“這個占比雖然不算高，但絕非微乎其微。無論存在何種殘障，步入青年階段之后，勞動就業既是個體成長的內在需求，也是萬千家庭的熱切期盼，更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尺。”孫麗佳說。

　　孤獨癥青年的就業能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分級。“實踐中，既有重度孤獨癥青年順利就業，也有部分輕度、高功能孤獨癥人士受情緒波動困擾難以穩定在崗。”結合多年一線服務經驗，孫麗佳認為，順利就業的孤獨癥青年需要具備三項條件，即情緒穩定、具備獨立出行等基礎自理能力、本人及家庭均擁有就業意愿。相較而言，崗位操作技能可以通過后天訓練補齊。

　　北京某酒店西餐后廚，被同事親切稱作“海綿寶寶”的一名孤獨癥青年就是典型案例。孫麗佳告訴記者，這名青年屬于重度孤獨癥，口語表達能力有限，還伴隨刻板行為，但情緒穩定，可以獨立通勤。經過專業職業評估、工序拆解和反復實操訓練，他能穩定承擔餐具分揀、擺盤工作，獲得了團隊的接納與認可。

　　類似的案例正在各地出現。四川省內江市“星咖空間”咖啡店因材施教，“星員工”各展所長，性格外向的負責迎賓接待，喜靜專注的承擔后廚制作；在“大米和小米”(特殊需要兒童干預服務平臺)，孤獨癥青年順利完成勞動合同續簽……

　　“一個個鮮活案例印證了支持性就業模式的價值：不是直接將孤獨癥青年推向勞動力市場，而是前置開展職業能力評估、崗位適配改造與崗前訓練，依靠就業輔導員提供在崗持續支持，就業重在實現人崗適配。勞動帶給他們的也不僅是薪酬收入，更是身份的重塑——從被動接受救助的對象，轉變為創造社會價值的勞動者。”孫麗佳說。

　　家庭不該是“孤島”

　　對于孤獨癥家庭而言，孩子實現就業的意義，早已超越經濟回報本身。

　　拿到孩子送的圍巾，張宇的母親百感交集：“過去不敢奢望他能掙錢養家，如今他憑自己的雙手懂得體恤家人，這不僅是孩子人生的跨越，也是我們整個家庭盼了許多年的光亮。”

　　但孫麗佳在工作中觀察到，家長心態是一把“雙刃劍”，既可以成為就業的助推力，也可能轉化為現實瓶頸。

　　“部分家長歷經長期照護，形成了包容開放的心態，愿意放手讓孩子嘗試；也有家長被壓力裹挾變得敏感焦慮，容易放大職場中的微小摩擦，間接加重用工單位的顧慮。”孫麗佳說。

　　其實，家長心中最深層的焦慮，是“父母老去之后，孩子該何去何從”的難題。

　　北京市民劉琳(化名)已年過七旬，她27歲的兒子是孤獨癥青年，社會適應能力薄弱，分辨風險能力不足。

　　“我身體越來越差，不知道還能照顧他多久，如果他能擁有一份工作，慢慢融入社會，才算找到一條出路。”劉琳說，自己一直在和時間賽跑，希望可以為孩子尋得可靠的未來。

　　針對家庭面臨的現實困境，《殘疾人保障和發展“十五五”規劃》明確提出“發展孤獨癥家庭心理疏導、托養照護、喘息照顧、社區支持等服務”，破解家庭“孤軍奮戰”的困局。

　　目前多地已經開展實踐探索：浙江省溫州市同星園家長互助協會搭建家庭資源中心，為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提供一站式服務；江蘇省蘇州市、四川省成都市等地陸續打造喘息服務項目，為家長提供短期托管服務。

　　但供給短板依舊突出。多名受訪家長反映，公辦托養床位供不應求、縣域層面喘息服務資源稀缺……“家庭是孤獨癥青年的主要支撐，但不該獨自扛起全部照護責任。只有社會服務落地到家庭，家長才敢放手，孩子才有機會參與社會。”湖南省長沙市一名孤獨癥青年的母親說。

　　搭建在崗支持體系

　　在受訪專家看來，各地試點已經證明孤獨癥青年就業、社區融入具備可行性，但從個案樣本走向普惠落地，仍面臨多重現實堵點。

　　殘疾人保障法、《殘疾人就業條例》確立了殘疾人平等勞動權利與按比例就業制度，但針對孤獨癥這類心智障礙群體，支持性就業、在崗配套幫扶還缺少細化的實施細則。《殘疾人保障和發展“十五五”規劃》提出“支持康復效果好的孤獨癥青年到社會單位實習或就業”，但何為“康復效果好”？如何開展科學評估？仍是一個問題。

　　“不能將‘消除孤獨癥特質、實現完全正常化’當作‘康復效果好’的目標。”北京凱耀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君長期深耕孤獨癥權益保障領域，她指出，孤獨癥社交障礙、刻板行為等核心特質很難徹底消除，評估應當堅持功能導向，重點考察崗位適配能力：可以聽懂基礎指令、簡單表達自身訴求、情緒基本穩定、能夠遵守職場通用規則，就具備參與實習就業的現實條件。

　　孫麗佳同樣認為，《殘疾人保障和發展“十五五”規劃》提到的“康復效果好”，是立足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學評價，不等于醫學層面。就像“海綿寶寶”孤獨癥青年，醫學上評價依舊屬于重度孤獨癥，但情緒穩定、生活能夠自理、擁有工作意愿，就符合就業參與條件。康復效果評估需要綜合情緒狀態、自理能力、社會參與意愿，不能簡單以診斷等級作為標尺。

　　兩位受訪專家均指出，在現實推進中，孤獨癥青年就業還存在多重難題。其一，提供完整支持性就業服務的機構不斷縮減，就業輔導員人才缺口大，行業缺少統一的職業規范與穩定薪酬保障；其二，在崗持續支持體系缺位，即便孤獨癥青年掌握了崗位技能，面對職場人際矛盾、環境突發變化時仍難以適應，不少企業有心接納，卻缺少專業力量支持兜底；其三，部分用人單位對孤獨癥群體認知不足，愿意繳納殘保金，而不愿開放實習就業崗位；其四，孤獨癥青年就業社會參與路徑較為單一，社區工坊、居家輔助就業等庇護性模式供給不足。

　　王君建議，搭建分層多元、可持續的在崗支持體系。統籌居家輔助就業、庇護性社區工坊、市場化支持性就業三類路徑；依托現有職康站建設社區工坊，作為居家輔助就業轉向市場化支持性就業的過渡樞紐，構建“家庭—社區—企業”完整服務閉環，落實“一人一策”個性化服務方案。

　　孫麗佳建議，補齊就業服務短板，需要加大支持性就業服務人才隊伍的培養力度，破除社會對孤獨癥群體的標簽化認知；同時優化面向企業的激勵舉措，用好殘保金制度杠桿，加大對社會助殘服務機構的扶持。

　　“把多層次就業安置體系落實到基層，給不同能力的孤獨癥青年和身處困境的家庭更多現實選擇權，讓更多‘星星的孩子’擁有走向社會、擁抱生活的機會。”王君說。

　　記者手記

　　通過此次系列采訪，記者深切認識到，孤獨癥是終身神經發育障礙，童年階段的篩查與康復只是起點，青年時期之后的就業、居住、社會參與，才是檢驗全生命周期保障的終極考卷。

　　過去，大齡孤獨癥群體的暖心實踐大多集中在少數城市、少數家庭，屬于零星試點。“十五五”時期的重要任務，就是推動成功經驗從“試點”轉向“制度”，從個案惠及更多群體。

　　就業并不是唯一的出路。競爭性市場就業、庇護工坊勞動、社區日間活動、社區家庭托養，每一種模式都可以通向有尊嚴的生活。“心智障礙者融入社區”計劃追求的，不只是一紙勞動合同，而是讓每一位大齡孤獨癥人士留在熟悉的社區，擁有適配自身特質的生活節奏，獲得尊重與接納。

　　紙上的規劃，需要轉化為群眾觸手可及的服務：更多經過系統培訓的就業輔導員下沉一線，更多企業放下偏見敞開實習大門，更多喘息服務、社區工坊在城鄉落地。同時持續推進地方立法探索，補齊支持性就業、成年監護、特殊需要信托等制度短板，把家庭無力獨自承擔的重擔，分攤給制度與整個社會。

　　正如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理事孫麗佳所言：“我們不回避現實的困難，但重心要看已經在變好，看怎樣能變得更好。”

　　無數“星星的孩子”終會長大。他們的未來不能僅僅寄托于家庭的愛，更要依靠持續完善的制度托底。期待終有一天，每一名大齡孤獨癥青年，都能擁有屬于自己的崗位、屬于自己的安放，活出有尊嚴的人生。

　　(法治日報 記者 文麗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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